遵义县新舟禹门山沙滩文化

  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村寨。它幅员不过十里,但却曾名动海内外。晚清以后的一百多年间,这里走出了几十位文人学者、两位外交官和大批有作为的官吏。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极其广泛,从经学、文字学、版本目录学到地理学、天文学、农学、医学,都有颇高造诣。人们把这个学者群的成就,称为沙滩文化。一些长期研究它的学者认为:沙滩文化的出现,在贵州文化史上是一个奇迹。

　　印象

　　沙滩,是一块河水冲积而成的沙洲,位于遵义县新舟禹门山北11里青田山脚下的乐安江河中心,四面环水,当地人称为“沙滩”,因形似古琴,文人又称他为“琴洲”。后来,人们把沙滩作为这一带地区的地名。

　　谈到沙滩,感觉就是朴实无华,自然天成,一如这里的自然景色。

　　开车从遵义向东37公里,由虾子镇分路到达禹门。车子在行驶了半个多钟头后,终于在禹门桥上停下来了。打开车窗,顿时觉得一股泥土的芳香扑鼻而来。放眼望去,碧波如洗的沙滩河映入我们的眼帘。江水平缓清澈,江水两岸田园葱茏叠翠,绿竹环绕农家庭园,一派灵秀之气。河岸的左边有一棵高大而古老的槐树。这棵槐树可能要四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把它围住,槐树的上面枝繁叶茂,好似一朵巨大的“青云”笼罩着树干。

    沙滩的山山水水与贵州其它的山山水水比较,毫无耀眼之处,既没有深潭飞瀑、奇峰异石,也无亭台楼榭、芳草佳卉,只有乐安江蜿蜒流淌,泽润着这方水土,静静诉说着黔北文化的源远流长……

　　行进在田间小径,空气清新宜人,一路苍翠,屋宇层叠,青瓦木屋如在画中,田间风光与历经沧桑的老屋碑文叠加交错,别有一番韵味。

　　来历

　　沙滩因文化而出名。“贵州文化在黔北,黔北文化在沙滩”,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沙滩文化在贵州的地位。

　　“沙滩文化”属地域性文化现象,晚清以后的100多年间,沙滩文化蒸蒸日上,幅员不过十里的沙滩共出了数十名举人进士,成了大儒之乡、诗文之乡、书法之乡、外交家的摇篮,涌现了郑珍、莫友芝、黎庶昌等大家,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,名噪西南的文人群体,留下了包罗宏富的经典著作。郑珍是清代第一流的诗文大家,也是学术界公认的汉学大师;莫友芝是我国版本目录学派的奠基人之一,又是清代著名书法家;黎庶昌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、促进中日睦邻友好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,同时他的散文创作算得上是清代名家。他们的成就,是文化长期落后的贵州的一个奇迹。

　　而这其中又以黎氏家族为主体人物。黎氏世居贵州遵义乐安江畔的沙滩村落,耕读为业。黎氏外甥郑珍(字子尹)、门生莫友芝先后迁来沙滩附近居住,黎、郑、莫三家互为师友。郑、莫二人有“西南巨儒”的美誉,黎庶昌是爱国外交官,被称为“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”和“全才君子”。抗战期间,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编撰《遵义新志》,正式提出“沙滩文化”一词,引起学术界注目,研究论著不断涌现。

　　日子

　　从禹门桥直走进入沙滩,我们看到一块标着拐弯箭头的“沙滩文化陈列馆”的醒目指示牌。在指示牌的指引下,我们找到了陈列馆。

    这是一个小小的沙滩文化旅游景点。景点内包括有展示名典的“书山学海”、“三贤堂”、农耕文化用具展示长廊和沙滩文化陈列馆。其中一处较为简易的沙滩文化陈列馆里陈列了郑珍、莫友芝、黎庶昌等学者的部分手迹、书法遗作,以及沙滩文化以学术文化见长且旁及教育、科技、医药等诸方面之成就。

　　在陈列馆,我们碰到了正在此参观的一伙刚参加完高考的遵义县一中的学生。他们说,沙滩文化、景观对他们来说虽然只是一些遗迹、文章、轶闻等片段的连接、展示,但它散发着的无穷的人文精神魅力还是深深吸引了他们。

　　陈列馆的主人是遵义籍的贵工退休教师罗方。罗方告诉我们,他2003年退休以后,就和朋友投资在黎庶昌故居附近开发了这个沙滩文化旅游景点,同时兼营“农家乐”。“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补充宣扬沙滩文化,又可通过赢利性的旅游来维持文化的延续。”罗方说。

　　目前,村子里不少的村民都开起了“农家乐”,有游人时就招呼游人吃、喝、玩、乐,没有游人时就种种田、喂喂猪……日子也还忙碌而惬意。

　　故居

　　从罗方的“沙滩文化陈列馆”出来,步行两分钟,我们来到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————沙滩黎庶昌故居。

　　这栋取名为“钦使第”的故居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,居所外围是青砖白墙,经过百年风雨的侵蚀,墙体早已一片斑驳。

　　在管理黎庶昌故居的黎培理老人的带领下,我们进入了故居。故居内陈列有黎庶昌及家人生前使用过的家具、文具,介绍其生平事迹,著述的文字资料和其它文物。在这座中式结构的老宅中,家具,雕花窗户、石刻、花园盛开的美人蕉和参天的树木无不昭示主人家族昔日的富贵气势;堂屋的郑珍、莫友芝、黎庶昌三位大家的塑像看上去有些粗糙却不失神圣庄重。

　　故居内,一幅日本女子的画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老人说,这幅画像背后是一个动人的故事。画中女子叫藤野真子,是日本文士藤野正启的女儿。藤野正启是黎庶昌在日本结交的文友。他在黎庶昌回国前去世,黎庶昌为他立了墓碑,写了墓志,收养他的女儿真子为义女,真子和黎的夫人赵曼娟情同母女。

    老人边带路边继续向我们介绍:“这二楼是藏书楼,以前堆满了藏书,但‘文革’时,这批书被全部烧掉,藏书楼全部空了。可惜呀!”世事沧桑的无奈失落让老人感怀叹惋。

　　家族

　　四十出头的新舟镇禹门小学的女教师黎镜,是黎氏家族的第十六代子孙,生长在文化底蕴深厚和风景优美的沙滩河畔,从小就深受“沙滩文化”的熏陶。

　　见到黎镜时,她才刚刚上完课。“我已经教了20多年的书了,我的父亲和哥哥也都是教师,”黎镜说。

　　回忆起自己的家庭教育,黎镜印象依然十分深刻。她说,自己刚满两岁,父亲就准备了几百张生字卡片教她认读,一闲下来便教她读唐诗宋词,“到三四岁时,我已经能背一百多首诗词,能认几百个字了,”黎镜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。

　　不止这样。黎镜说,当时,父亲每次和母亲下地劳动,总忘不了带上烟杆,拿上一本小说,干上半小时便坐下来,一边吸烟,一边为母亲念小说,直到母亲收工。就这样,母亲听完了中国的四大名著,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……“三十多年前的事了,现在我还经常回忆起”。

　　“我家的书香气很浓。我的六爷爷、七爷爷,还有我的父亲平生都爱好吟诗作对。小时候,我常常看见他们一边走路一边吟诗。他们常常为了诗中的一个字争得面红耳赤。文革期间,他们被打成‘四类分子’强迫劳动,受尽折磨。即便如此,他们上山劳动,除了肩上扛的锄头外,口袋里还得放上一支铅笔、一叠稿纸,诗兴大发的时候,田埂上、石头上、膝头上,到处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创作场所。”谈起黎氏家族“耕读为本”的祖训时,黎镜如数家珍。